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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管理洞察】數字化時代的德魯克光芒——六個啟示

發布時間:2019/8/15 點擊:[360]


今天我們如何認識和學習德魯克?


我個人一向反對造神,反對盲目崇拜和盲目跟隨。這也是德魯克本人一直堅持的,他曾經半開玩笑地說,媒體將管理學家稱作“大師”(guru),是因為“江湖術士”(charlatan)這個詞太長了而不適合用在新聞標題中。


我們在學習德魯克時,不可忽視一個因素,即信仰在德魯克人生中的位置。19894月,德魯克在回答《今日基督教》旗下的《領導力雜志》專訪時,被問到他的注意力為何在晚年的時候從公司轉向了教會。德魯克對此的回答是:“就我所知,恰恰相反,我開始對管理感興趣,是因為我對信仰和制度的興趣。”由此,我們可以說,某種程度上,德魯克是借管理來闡發他的信仰。所以,我認為對德魯克的學習和認識應回歸到理性層面,回歸到實踐層面。


于中國企業的實際,以及我個人在做企業中的體會,我認為,我們既要學習德魯克,又要看到他在思想在操作層上的局限性。


比如德魯克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,創造一個更和諧的社會,我認為要把它當作一個方向、一個目標,卻不能脫離企業的實際情況,正如柳傳志所說,“要有理想,卻不能理想化”,更不能理想主義,光談情懷不談業績。企業的社會責任首先在于創造績效,創造就業機會,為社會貢獻稅收。一步一個腳印地,謀求活著,有質量的活著,才能為社會做出更大貢獻。這是我第一個要闡明的觀點。


第二,就管理實踐而言,我認為它既是科學又是藝術,是科學與藝術在實踐中的交織融合。這與德魯克所說的“管理不是科學,也不是藝術”不太一樣。其實,科學、藝術與實踐并不矛盾,更不是對立的。在管理實踐中,對事情的處理需要強調科學理性思維,但對人的問題上則要講究藝術,講究共情和感受。


經營企業更是要在實踐中融合科學與藝術。企業家既要有科學理性思維,又要學會“拐大彎”,講競合,懂“灰度”。既要堅持原則,又要學會妥協;既要懂得競爭之道,又要學會開放合作;既要講制度規則,也要懂人情世故。


德魯克提出了領導力的四個要素:遠見卓識、承擔責任,懂得妥協,贏得信任。我認為懂得妥協就是“灰度”,既要學會在現實中生存,要有一些招數,又要有高遠的目標追求。你心里要明白,這只是過程,不是目的,不能把過程當結果。


第三,德魯克指出推動社會進步的源泉是創新和企業家精神,我很贊同這一點兒。但在某種意義上,他提高了企業家在整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:企業家是整個社會發展的原動力,企業的社會責任承擔才是社會和諧的根本,可以說,企業存在的意義已經超越了贏利,而是承擔社會責任。這可能就是令很多企業家感到壓力和困惑的地方,大家在理念上認同德魯克的思想,但是到了操作層面上又不由自主的被現實所拖累,可能又走到了與德魯克理念相悖的方向。企業家是要承擔社會責任,但企業經營和發展是現實的,前提還是要賺錢、要贏利。


第四,與其說德魯克創造了現代管理學,不如說他創造了新的組織管理學。我認為德魯克所研究的管理學的本質是組織管理,是組織和人的關系,而不是從一般意義上的管理職能角度思考管理問題的。所以,在現實層面上,操作層面上如果把德魯克當作管理大師來學習,可能會面臨知行難統一的挑戰。


后工業文明時代,德魯克給我們的六個啟示


那么,結合后工業文明的時代背景,立足中國企業生存環境的現實,我們怎么學習德魯克?

第一,轉型迷茫期,要回歸到德魯克關于企業生存和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上,回歸到為顧客創造價值的企業本質上,回歸到管理的有效性這些本源性問題上來。德魯克談企業始終是在使命和事業理論這個層面來談的,所以首先要回答企業生存發展的基本命題,“我是誰?我從哪兒來?到哪兒去?”越是感到迷茫,越要追問“我是誰、我的優勢是什么?我能做出什么貢獻?”,找到自己的生存意義和價值,用發展的眼光,從企業生存與發展的本源性問題入手,來理解和解決企業的現實問題。

第二,站在未來看未來,基于未來看現在。德魯克既關注現實,又能跳出現實,站在未來看未來,他經常講的是未來應該是什么樣子。德魯克的很多思想是基于戰略導向、未來導向、長遠導向,更強調企業的基業長青,而不是短期能做多大。他更強調企業要為未來的戰略做投入,而不是為現實的生存做投入,這正是華為任正非堅持的戰略導向。

 第三,企業家要有信仰和追求,要把企業放在社會生態中去思考,要樹立正確的財富觀。事業理論是德魯克經營管理哲學的核心。他提出,做企業要有追求、有信仰;做企業的目的不是滿足客戶而創造客戶;企業生存發展的目的不是為了賺錢,而是承擔社會責任等等。這些完全能夠成為中國企業經營管理的金科玉律。

德魯克從社會責任的角度來呼喚企業家,要致力于讓社會更美好,讓人生有價值,讓工作有意義。這是我很贊同的,中國企業家目前來講,有兩個問題,一個是往往只關注怎么贏利而沒有思考如何為客戶創造價值,為社會創造價值;另一個是沒有正確的財富觀。有很多人賺取了個人財富后,喪失了事業激情和奮斗動力,財富也不知道怎么處理,有的人在海外揮霍,有的人拿到家鄉大修宗族祠堂……總之,出現了價值迷茫,不知道怎么才好。在這方面我認為要學習西方企業家的觀念,要樹立正確的財富觀,上帝讓你來賺取財富,但并不要你帶著財富去見他。取之于斯,用之于斯,從社會賺取的財富,應該反饋于社會。

第四,注重創新與人力資本驅動。對人的尊重貫穿了德魯克大半生的言論,直到92歲時,德魯克在《哈佛商業評論》一篇題為《他們不是雇員,他們是人》的文章中指出:對于任何組織而言,“偉大的關鍵在于尋找人的潛能并花時間開發潛能。”只有恢復對人的尊重,才可能真正把人的才能釋放出來。德魯克的主張為中國經濟轉型驅動力提供了理論支撐——轉型需要創新與人力資本驅動,要保護企業家的精神,也要喚起知識型員工的自我驅動與創造性勞動。具體怎么做?要強調員工的自選動作,而不是規定動作;在一個大的目標旗幟下,使員工從“讓我干”走向“我要干,我們一起干”和“像老板一樣干”。

第五,企業要打造組織能力,而不是依靠企業家個人力量。德魯克承認個體的價值創造,也強調了組織的能力。在上述《他們不是雇員,他們是人》的文章中他又說到:根據統計學顯示的規律,任何組織都不可能找到足夠多的優秀人才,一個組織唯一能夠在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中成為杰出的途徑,是使得現有的人們產生更多的能力——即通過對知識工人的管理產生更大的生產力。這個挑戰,引用一句老話就是,讓凡人做非凡之事。’ ”中國企業要學會打造組織能力,組織的目標在于使平凡的人有能力從事不平凡的事情,組織不能依靠天才,個人要借助組織去放大能力和效能。

第六,管理要以績效為導向,通過機制制度揚人性之善,抑人性之惡。必須承認,人性并不是只有善的一面,人天性是討厭被監督和約束的,最好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為所欲為。人是一個復雜體,組織也是一個復雜體,牽引和約束兩個要素都要有。尤其是在中國文化中缺乏新教倫理那種“天賦神職”的職業觀的現實下,僅僅強調呼喚還不夠,還需要有科學管理的方法和制度、機制。通過機制、制度來抑制惡,最后讓善有出口。如果惡不堵住,善就出不來;惡四處亂跑,最后劣幣驅逐良幣。

德魯克思想最為閃光之處在于他超越了工業時代的時代局限,破譯了后工業文明時代的企業密碼!他的價值恰恰體現在后工業文明時期,尤其對于轉型期的中國企業有著 “在蒼茫中點燈”的意義和價值!

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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